伊斯坦堡的零碎回憶

從伊斯坦堡回來之後，我總是告訴自己，我要再回去。我喜歡這裡，這裡有著無數美好的回憶，在這裡我找到了快樂與歸屬感，這裡會是我一次又一次造訪的國度。再一次，我會在走進蘇菲雅大教堂的那個瞬間落淚哭泣。

回來之後，我也是這樣跟每個人說著：我變好了，變快樂了，伊斯坦堡改變了我。我要少喝酒，多運動，讓自己是那個可以穿著踢不爛鞋爬伊斯坦堡陡坡氣喘如牛但活著的人。

只是，現實並沒有改變。主管的造訪，錯誤的換工作決定，很快便發現，對美好事物的憧憬，永遠敵不過現實與劣根性。秋天的伊斯坦堡行，延遲為年底的伊斯坦堡行，延遲為農曆年後的伊斯坦堡行。原先預定要寫的10回伊斯坦堡遊記，現在看起來是遙不可及。

晚上在看Woody Allen的Radio Days，結尾是年幼的Woody Allen與家人在廣播聲中度過了難忘的1944。在片尾，難得柔軟而毫不尖銳的Woody Allen感性地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Aunt Bea叫我起來迎接1944，我也永遠不會忘記廣播裡那些聲音。但，隨著時間過去，聲音也是越來越淡了。"

記憶是12月31日那一天，我與J在Asia Side吃完跨年大餐，買了包淡菜夾油飯，在渡輪頂層的刺骨寒風中吃著、大笑，看眼前的壯闊的海洋。靠岸後，我們等待公車，搭著塞到不行的公車（一邊玩記憶中是俄羅斯方塊－那班公車走路1小時的距離搭了1.5小時）回到山頂的地鐵站，然後散步回家。放了幾分鐘爵士樂，換套衣服，我們與住隔壁房的一對荷蘭情侶（女的人很好很知性，男的很喜歡講非常冷的笑話自己很開心，而且還比女的矮，歐洲人真的很sweet）說好一起出門跨年，到跨海大橋的一側等待傳說中的煙火。

出門，我們沿路攔了台計程車，在爭吵到底政府該不該逼民眾繫安全帶以及看路邊夜總會正妹的過程中到了Kabataş地鐵站一側。我們沿人行道走著，找到人群逐漸變多擁擠之處，往海岸邊一擠，卡好位等待煙火。J和我忍受不了男性荷蘭人的笑話（現在想起來他叫Martin），一起徒步去為大家買了幾瓶Efes，回到岸邊，Cheers之後等待煙火。

但煙火卻是雷聲大雨點小。12點一到，遠方似乎幾點煙花閃爍著，但眼前的大橋卻是寂靜的可怕。我們楞了，想著：這就是土耳其人的跨年？

當然，事後想起來，這個城市都信奉回教而且加加減減聳立1000多年了，一點點西方新年算得了什麼？而一如來時的流水帳，我們招了另外一台計程車，這次無聲而迅速地回到住所。Salim已經在那，我放了爵士樂，我們坐在客廳，5個人閒聊著，然後荷蘭情侶先就寢，然後J也回房，剩下我們兩人在逐漸喝醉的過程中漫無目的地鬼扯。Raki一點一點減少，直到我撐不住，回房前在客廳講通不知所云的電話，預示著隔天早上的頭痛欲裂與午餐的嘔吐。

半年後，J和我已不知道會不會聯絡（想想，現代人有FB真是幸運。以前人都還要癡癡等著對方電話，現在你只要發現對方unfriend你就心裡有數了），而我已沒把握如果重回伊斯坦堡，Salim是不是仍然會張開雙臂迎接我。

從Salim家出門，往山丘上走，會走到一個山間岔路。沿著岔路往上，你會經過幾間小餐館，一間感覺很高級的糕點麵包店，幾間書報雜貨，然後對面一間頂級飯店。再往上，你會經過一間啥都有的家樂福，達美樂Pizza，直到右側是高架橋與快速道路的路口。往左轉，你會經過廉價西裝店，一間銀行與門口的提款機，幾間開到半夜但很只能說勉強堪吃的餐館，咖啡館，漂亮的shopping mall。在shopping mall還有金屬探測器的門後，地下一樓有著電影院，門外則有通往Taksim Square的地鐵站。

我記得在剛到伊斯坦堡的第一天早上醒來，我與J散步至家樂福買早餐的水果與蛋。我記得因為Salim的推薦，我們吃了路底下其實還好的烤雞肉餐館。我記得大概到第五或第六天，我想到絕佳的計程車指標：說那間飯店，每個人都知道。我記得第一天到的時候，我用跨國提款卡在那間銀行門口的提款機提了全程唯一一次紙鈔，去電影院研究設備，然後吃了難吃的餐廳當第一天晚餐。我記得在Mall裡逛Zara一邊想怎麼會跑到土耳其做台北可以做的事，記得在Mall裡的電影院看其實普通的浩劫奇蹟，記得買皮衣的前一天在猶豫要不要在mall裡買假皮。10天裡無數次，我們在地鐵站上上下下，那是旅程的核心，而我已不記得地鐵站的站名。

Google告訴我，Şişli，那站叫做Şişli。而飯店叫做Marmara Hotel。